从基础研究到前沿科技
从生态环境保护到绿色低碳发展
从科普动能到平台创新
两会上的国科大导师
立足研究，着眼实际
基于各自领域
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
罗先刚代表：凸显基础研究重要性
马一德代表：建设产业知识产权学院 加快培养高水平创新治理人才
王立平代表：释放创新潜力，科技界和产业界要双向奔赴
任海代表：加快理顺动物迁地保护管理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所长罗先刚：凸显基础研究重要性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泉，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皆与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紧密相连，而基础研究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科学研究范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当前，我国在科技领域正逐步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新赛道领跑的角色转变。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我们需要在更多关键领域发挥国际引领作用，这无疑对基础研究提出了更为迫切和更高层次的要求。
然而，从基础研究到创新发展的转化进程充满挑战。一方面，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应用的转化周期差异显著，有的基础研究成果的转化只需数年，有的则长达数十年。另一方面，基础研究成果在向新质生产力转化过程中，还面临着“死亡之谷”的威胁，即科研成果无法有效实现从实验室到商品化、产业化，并因种种原因而夭折。如何助推科研成果跨越这一阶段，是我们当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为此，从事基础研究的广大科研工作者，需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心态，找到国家需求、学术前沿和科研兴趣的结合点，积极拥抱新的科学研究范式，做出真正对人类社会有重要价值的基础研究成果。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需要进一步加强协同合作，共同构建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助力科研成果实现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
全国人大代表、国科大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马一德：建设产业知识产权学院 加快培养高水平创新治理人才
在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进程中，人才毫无疑问是强大动力。
今年全国人代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国科大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马一德带来了“建设产业知识产权学院，加快培养高水平创新治理人才”的建议。
“知识产权作为衔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桥梁，其人才培养体系是否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创新链的现代化水平。”马一德说道。
马一德认为，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与产业创新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存在人才培养布局与区域产业发展不协调、培养模式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适配、产教融合机制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不匹配等问题。
“知识产权人才培养需要尽快突破传统法学院模式的局限，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治理人才培养新范式。”马一德表示。
对此，马一德建议，以建设“特色化、差异化、区域化的产业知识产权学院”为抓手，从构建创新治理型人才培养体系、创建产业链协同育人新模式、构建数字赋能支撑体系三个方面实施系统性改革。
这份建议给出了详细的学院建设思路与政策建议，其中包括建设产业知识产权案例库，将重大专利无效、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典型案例制作成教学资源，以帮助推进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国人大代表、国科大宁波材料工程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所长王立平：释放创新潜力，科技界和产业界要双向奔赴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科技创新依然是热点话题。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新动能积厚成势、传统动能焕新升级。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有哪些关键突破点？科技成果转化在实践中还面临哪些亟待克服的难点？围绕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国科大宁波材料工程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所长王立平。
在他看来，只有将高质量的创新要素与灵活高效的体制机制有机结合，才能充分释放创新平台的潜力。科技成果转化是推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动能，但这个工作处于科技界和产业界两个圈层，在价值共识、评价机制上需要打破壁垒、双向奔赴。
充分释放创新平台的潜力
《21世纪》：高能级平台作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反应炉”，对加速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十分重要。高能级平台要想有效运转，哪些创新要素至关重要？
王立平：高能级平台的有效运转需要核心创新要素的精准配置和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协调，只有将高质量的创新要素与灵活高效的体制机制有机结合，才能充分释放创新平台的潜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
从关键核心创新要素看，包括高端创新人才体系、高质量科研基础设施、多元化资金投入、协同创新网络、知识产权与数据资源等。
具体而言，例如高端创新人才体系需要顶尖科学家和领军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管理型人才等；高质量科研基础设施包括尖端设备和实验条件、中试验证和资源调度平台、人工智能支撑系统；多元化资金投入包括稳定的公共财政支持、市场化投融资渠道、企业研发投入、国际合作项目资金；协同创新网络涉及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紧密合作关系，孵化器、加速器、创客空间的全链条支持体系；知识产权与数据资源包括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等战略布局，行业和科研大数据资源的汇聚与分析能力，引领和参与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的能力。
《21世纪》：具体到体制机制协调，哪些方面比较重要？
王立平：关于体制机制协调，我们总结了六个方面。
在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方面，要建立由行业专家、科学家和企业家组成的决策咨询组织，建立以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根据国家技术前沿、国家重大需求和产业需求及时调整研发方向。
在人才激励与流动机制方面，要实行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实行契约化管理，建立“能上能下”的动态调整机制，建立产学研人才交流通道，促进知识和技术的流动。
在资源配置与共享机制方面，要制定科研设施和数据资源的规范化共享规则，构建跨区域、跨机构的资源调配系统。在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机制方面，要明确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分配规则，建立科技成果价值评估体系和市场化定价机制，对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给予合理回报。
在产学研协同与融合机制方面，要组建跨单位、跨学科的研发联合体，共同攻克技术难题，在重大科技项目中建立多方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在政策支持与环境优化机制方面，要整合科技、产业、财税、金融等多领域政策，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21世纪》：2024年，宁波材料所集聚优势力量形成高能级平台，例如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获国家正式批复，可以谈谈这对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升区域创新能级的作用吗？
王立平：高能级创新平台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抓手。
高能级创新平台能够集聚高层次创新人才，构建创新服务体系，促进创新主体间的深度互动，开展前沿科技研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形成原创性科研成果，通过成果的转移转化，形成新质生产力，显著提升区域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为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拥有国内最综合的海洋材料门类研发体系，以及国内最系统的跨海域材料安全评价能力。我们利用这个平台引进了行业顶尖人才和一批海外优秀的青年人才，探索与海洋领域企业联合培养工程博士和工程硕士，提升服务海洋相关产业的能力。
我们正在建设以材料计算、基础性能、环境考核、集成验证为特色的全域海洋材料大数据中心，实现材料设计-创制-考核-服役全寿命周期的数据收集，突破材料研制与选材用材不匹配难题；与宁波象山共建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正在谋划建设“涉海极端条件材料综合研究装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填补我国海洋工程材料性能研究领域空白。
全链条生态与全周期管理
《21世纪》：科技成果转化是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在实践中还面临哪些亟待克服的难点？
王立平：科技成果转化是推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动能，但这个工作处于科技界和产业界两个圈层，在价值共识、评价机制上需要打破壁垒、双向奔赴。中国科学院这几年在大力推动改革，旨在解决这一难题，建立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引领产业发展的产学研创新生态。其中最突出的难点就是科研组织模式、科技评价以及收入分配。
在科技创新体系中，技术熟化是实现成果转化的关键。自党的二十大以来，国家在科技创新投入上高度重视，建立了一批有特色、产出明显的中试平台；以浙江省为例，衢州浙大两院、上虞国科、岱山三大化工中试基地的建成，有效打通了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通道。
《21世纪》：2024年，宁波材料所8项重大成果实现转移转化，可以分享一些经验吗？
王立平：宁波材料所自建所以来就非常重视成果转化，近几年也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2024年有8项重大成果的转移转化，得益于在科研选题、科技评价以及知识产权管理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和长期投入。
首先在科研选题方面，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瞄准头部企业关键共性技术需求，构建了“企业出题、院所解题”的创新联合体，加快贴近需求端的反馈和技术迭代整个流程；其次在科技评价上，研究所打破了传统的评价模式，更加注重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和市场价值。实施“双轨制”人才发展战略，设立工程序列职称晋升通道，吸引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工程类人才。
在知识产权保护与运营方面，在成果研发初期，就制定全面的知识产权战略，加强保护核心技术和关键创新点，在成果运营方面，我们采用专利许可、转让，委托开发、合作开发等多种灵活的合作模式，针对不同的技术特点和市场需求，设计差异化的转化路径，解决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机制问题。
《21世纪》：一项科学研究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准备阶段要跨越很多鸿沟，风险巨大。以原创性新材料成果转化为例，你有哪些思考与建议？
王立平：新材料成果产业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原创性新材料成果转化需要从两个维度来考虑：全链条的生态与全周期的管理。
全链条就是政府、科研机构、企业、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多主体参与的创新生态。高校院所是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的主体，着重开展前沿探索和原创技术开发；应用类研究所核心任务是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可应用的技术原型。
全周期因素对于原创性成果的影响也比较大，原创性的技术具有原创性、颠覆性、革命性，也就需要一条更漫长、艰苦的长路，面临高投入、长周期、经营不确定性等重重挑战。在全周期过程要付出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在技术成熟度 、市场渗透率、政策窗口期各类要素做好准备时，取得商业化突破。所以原创性成果的商业化突破应用需要长期主义的坚持，需要全要素的创新和全过程的精细化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国科大现代农业科学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加快理顺动物迁地保护管理体系
“尽管我国动物园的动物迁地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一些差距。”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国科大现代农业科学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主要聚焦理顺动物迁地保护管理体系方面的建议，希望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支实招、献良策。
任海介绍，我国动物迁地保护机构包括动物园、水族馆（海洋馆）、繁育中心和救护中心等，这三类机构分属不同部委管理。截至2021年底，全国动物园饲养动物种类达977种，数量超15万只，国内外动物各占半壁江山。其中，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分别占比12.3%和21.8%。
“我国目前已建立了大熊猫、川金丝猴等55种谱系的动物，救护机构以两栖爬行类和鸟类为主，救护数量占比高达95%。”在任海看来，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动物园迁地保护任务十分艰巨，还不能完全支撑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和利用，也会影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实现。
他认为，目前我国动物迁地保护体系存在三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动物迁地保护的三大体系还需要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协调和整合；二是动物园还要进一步提高保护、科普、研究等功能；三是动物的福利与管理有待提高且容易引起舆情。他指出，由于历史及管理原因，我国动物迁地保护体系缺乏国家层面统筹布局和协调机制。
为此，任海建议，在提升三类动物迁地保护机构能力和水平的基础上，未来适时构建国家动物园体系，凝聚跨部门、跨领域保护合力。国家动物园体系应与国家公园体系、国家植物体系协同发力，形成完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支撑生态文明建设。
近年来，任海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把履职工作与科研、管理工作有机结合，奔赴全国多地，深入植物园、动物园、自然保护区和科研机构实地考察，先后形成了关于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与耕地保护矛盾，动物迁地保护体系等方面的建议，为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提供政策建议。
“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植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是基础，而动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是关键。”作为一名生态学者，任海长期致力于自然保护与生态修复研究。在他心中，全国人大代表就像植物，既要深扎专业土壤，更要通达社情民意。
赵宇亮委员：让创新链与产业链“相知又相守”
乔红委员：夯实关键核心技术底座
周忠和委员：像做科研一样去履职
种康委员：“织密科普网络”，将科普纳入更多评估体系
包安明委员：从“小切口”入手，在“大视野”观察
沈志强委员：消除“数据孤岛”，让科技投入转化为创新动能
杨建成委员：让“顶天”的科研成果实现“立地”
魏源送委员：绿色低碳发展 进一步擦亮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孙志嘉委员：为推动科技创新献计出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国科大纳米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赵宇亮：让创新链与产业链“相知又相守”
基础研究之根扎得越深，科技创新之树才能长得更高。壮大人才链、加强科技链、激活创新链、升级产业链，源头是科技创新。这是我几十年科研生涯最真切的体会。
2024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我围绕“推进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作了主题发言。总书记强调“科技界委员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科教兴国强国的抱负，担当起科技创新的重任，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让我倍感振奋。
我是一名纳米科技的探索者。2001年，在纳米科学方兴未艾时，我开拓了纳米材料毒理学与生物安全性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实验室，并带领团队在纳米毒理学基础科学规律、药物递送纳米技术、纳米机器人等科学前沿做了引领性的工作。
我国纳米科技研究成果丰硕，发明专利居世界前列，但大多“躺”在论文或专利的“纸”上，产业化率不高。于是，最近我把部分精力和时间用于推动我国纳米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探索“前接创新链—后接产业链”的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路径。
务实建言献策，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界委员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许。作为政协委员，过去一年，我多次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调研活动，考察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纳米科技、粤港澳科技合作等机构或企业，与政府部门、科学家、企业家、科技工作者、高校师生等交流，了解新质生产力提升过程的现状与困难。
有些科研人员告诉我，科学研究和产业创新之间的诸多要素衔接不畅，一些项目投入大、周期长、合作企业利润薄，这些因素制约了高技术产业创新的步伐。“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加大对高科技产品价值的认可力度”——我的这些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回应。我也深切感受到在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吸纳民意、汇集民智机制化常态化建设的重要性。
在履职路上，我将继续找真问题、寻真办法、出好对策，提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建议。我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创新链与产业链将不再“相望难相见”，而是“相知又相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乔红：夯实关键核心技术底座
当前，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技术主要以算法形式存在于软件系统中，较少考虑物理实体，异构本体对人工智能算法的影响研究也刚刚起步。而机器人作为拥有物理实体的智能系统，强调适应性、稳定性、高精度、高柔顺等物理实体性能，但通用性和泛化性仍有待提升。
把人工智能的通用性和机器人的高性能需求深度融合，使人工智能赋能物理空间实体，也使机器人获得更好的通用性，将有效推动机器人广泛应用，更好赋能国民经济发展。
为此，国家重要科技力量应基于前沿技术积累与人才聚集优势，不断夯实关键核心技术底座，与企业家一起，将学术、技术和产业之间的壁垒打通，让稳定可靠的技术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坚守技术的前沿性和创新性，攻克人工智能、自动化、机器人、类脑等领域深度融合的瓶颈，让人工智能赋能的机器人真正成为人类的伙伴。总之，我们既要夯实技术底座，又要播撒创新火种，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发展、增进人类福祉贡献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像做科研一样去履职
像做科研一样去履职，是周忠和始终秉持的履职信念。每一件提案、每一条建议，都是他凭借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经过实地调研和深入思考，不断发现真问题、新问题，并大胆提出可行建议和解决方案。他先后在科学普及、科学教育、科学传播等多方面提交提案。2024年提交了《关于促进“科”“影”联动，丰富科普文化供给的提案》《关于加强儿童青少年心理与认知健康服务质量的提案》等，引起了较大社会反响。
面对荣誉，周忠和始终保持着谦逊与清醒：“这是对我过去努力履职的肯定，更是激励我继续前行的动力。”
“政协委员的身份既是荣誉，也是责任。作为无党派人士界委员，我将时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定位，努力做好政府的好参谋、好帮手。”周忠和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种康：“织密科普网络”，将科普纳入更多评估体系
“近年来，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有了很大提升，但科普内容质量参差不齐。”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种康说。
种康一直主张“科学家做科普是一种社会责任”。因为科普不仅能传播科学知识，也是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重要途径。
在去年的全国政协提案中，种康提出了多条完善科普行动的具体措施。他建议，国家科技项目管理部门对承担科技任务的科学家提出科普要求；将科普实绩纳入高校教师和科技工作者队伍考核评价体系；加大对从事科普工作高校教师和科技工作者的资金支持；鼓励高校联合开发高质量科普资源，如建设标本馆、博物馆等，免费向公众开放。
该提案获得科技部等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应——未来，所有国家支持的研究项目验收时均需将科普成果作为必要条件。“以前，你发表文章或者申请专利只有行内人了解。现在，你做出来的研究成果有没有通过科普让公众了解，也会成为一个评价指标。”种康表示，此举旨在打破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知识壁垒”，让创新成果惠及更多老百姓。
自新修订的《科普法》于2024年12月实施以来，社会的科普热情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为提高科普内容的质量，种康又提出了“织密科普网络”的两个新建议。一是将科普纳入科研平台评估体系。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设施、国家野外台站等科学平台需承担科普职能，评估时增加科普成效权重，推动“高精尖”资源转化为科普“源头活水”。二是激发各类学会的科普动能。将科普活动纳入中国科协下属200多个学会的考核与资助体系，形成“全学科参与、全社会联动”的科普格局。
“只有提高各个平台、科研群体做科普的意识，发挥其积极性，才能真正让全民科学素养提升、青少年科学兴趣培养水到渠成。”种康说。
包安明（右）带队开展野外考察
全国政协委员、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包安明：从“小切口”入手，在“大视野”观察
作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包安明关注的问题很多，既有教师素质提高问题，也有民族团结问题，还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不过，他最关注的还是自己从事的研究领域——生态环境保护。
“能够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反映一些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是最令我自豪的事情。”包安明表示。
他至今还记得，2019年向全国政协会议提交的开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的建议，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被科技部纳入“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新疆也因此获得6.8亿元国家科技专项支持。2021年，这项建议被写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同时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不仅如此，包安明还结合“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递交了绿色咸海治理意见，将中国方案送到乌兹别克斯坦，助力咸海生态治理。近年来，他不断深化与中亚的科技合作，通过联合研究、知识分享、人才培养等，提升中亚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服务功能领域科技创新和协同发展能力，为共同推进绿色丝路建设等提供科技支撑。
“如何才能提出‘接地气’、反映实际问题的提案？”面对这一问题，包安明表示，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我们主要通过走访群众和召开座谈会收集信息，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更有利于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最后再通过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包安明说。
从“小切口”入手，在“大视野”观察，是包安明一直秉承的信念。他希望通过深入基层调研，从调研中的细枝末节，探寻解决国计民生的方案，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照进现实。
“今年，我准备了5个方面的建议，包括推动新疆煤层气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面向中亚的新疆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对天山北坡地下水超采风险进行评估与灾害防控，以及多措并举振兴中药行业等。”包安明表示。只是最终会提交哪个，他还要斟酌筛选。
“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我们身负重任，只有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才能如实反映群众的诉求，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只有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提出高质量建议，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持。”包安明强调，“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我还要加强与其他委员的交流合作，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政协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全国政协委员、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消除“数据孤岛”，让科技投入转化为创新动能
春节刚过，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参加了欧洲实时的VLBI（甚长基线干涉）观测。顺利完成站坐标测试，让全国政协委员、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很是振奋：“这为我国执行后期的嫦娥探月任务以及火星（等行星）探测任务做了准备。”
VLBI被称为超级“千里眼”。它将分布在几千千米之外的多台射电望远镜联合起来，大幅提高观测遥远目标的空间分辨能力。中国VLBI网由上海天文台牵头负责，服务于我国嫦娥探月工程和火星探测卫星的测定轨任务。
在日喀则市西约35公里处，大科学装置日喀则40米射电望远镜拔地而起。过去一年，建设启用它与吉林长白山40米射电望远镜，成为沈志强的工作重心，而如何用好大科学装置是他履职调研的聚焦点。
“建成大装置同马上做出一流的科学成果之间不能画等号。”沈志强说。
在张江科学城调研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时，有科研人员告诉他，这些设施本应是一个产生数据、保存数据和开放共享数据的核心，但目前所产生的数据仍都在各个课题、研究组的手上，造成“数据孤岛”。
“所有的大科学装置，最终都要服务于产出科学成果，而非仅仅生成一堆数据。”沈志强说，以天文台为例，科学家每次申请的望远镜观测都会产生大量数据，但因为各种原因，有些数据来不及得到处理。
基础科研领域，同一个科研实验或观测不会由多个科研团队同时开展。时间一旦分配，包括数据在内的资源要素使用权也一并“独家打包”给某个科研团队，就会出现科学家“占数为王”，不利于科学数据的进一步挖掘和利用。事实上，有不少重大天文成果正是研究团队从开放的存档数据中挖掘出来的。
从科学家角度看，数据“私有化”可以被理解，毕竟“从0到1”是长路漫漫的求索。但从全局看，沈志强建议，同样的数据往往可以用于不同科学目标的研究，理应得到最大化使用，而不是“沉睡”在数据库里。一切要回归大科学装置建设的初衷——产出重大科研成果和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在上海天文台，眼下，观测数据的“独家”使用期是有限的。“一旦到点，无论有没有完成相关数据处理等，这些数据都要释放给其他有兴趣的科研人员。”沈志强认为，这也倒逼科学家第一时间完成数据分析处理，有利于促进更多科研成果产出，“国外科学界在数据使用期限上早有共识，我国在建设层面追赶的同时，也需要逐步完善使用理念”。
全国政协委员、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成：让“顶天”的科研成果实现“立地”
高端医疗装备是国家科技进步和健康保障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基石。作为科技界的全国政协委员，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近代物理所”）副所长杨建成履职工作的重心围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地方特色经济发展等领域展开。
“今年我重点关注并推动的一项工作就是鼓励高端医疗器械的持续创新。”杨建成表示。作为重离子精准放疗装置的核心研发者之一，他不仅致力于科技前沿的突破，更时刻关注科技成果如何惠及民生。
据悉，由近代物理所自主研制的重离子精准放疗装置已在全国推广建造9台，其中5台已取得大型高端医疗设备注册证，3台投入运行，包括武威、兰州和今年刚投入运营的杭州治疗装置。截至目前，累计治疗患者1800多例，为癌症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杨建成始终密切关注治疗装置的运行和治疗效果。在武威医院的一次调研中，他遇到了一位来自浙江的肺癌患者。这位患者此前饱受病痛折磨，每次呼吸都伴随着巨痛。经过重离子治疗后，患者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在与医生、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深入交流后，杨建成了解到癌症患者的治疗需求和面临的困难。他表示，尽管我国在癌症治疗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比如，许多适合重离子精准放疗适应证的患者，尤其是来自普通工薪家庭和农村的患者，因高昂的治疗费用而放弃或者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这个问题给我们科技工作者提出了另一个命题，那就是如何让‘顶天’的高端科研成果实现真正的‘立地’，也就是如何进一步提高高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经济性、性价比，让更多患者受益。”为此，杨建成提出，一方面推动国家相关部门出台针对高端医疗设备的专项政策，让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杨建成认为，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应充分发挥“桥梁”作用，既要宣传国家的科技政策，也要反映一线科研需求，推动形成“科研突破—政策支持—产业落地”的良性循环。未来，他将继续关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动态，积极建言献策，助力相关政策的完善与实施。
“科研的终极使命是服务国家、造福人民。”杨建成表示，“我将继续以创新之力驱动科技突破，以实干之姿履行全国政协委员的职责。”
全国政协委员、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魏源送：绿色低碳发展 进一步擦亮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自从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来，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十四五”规划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重要部署，为我国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指引。
按照“十四五”规划的部署要求，我国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等，不断完善美丽中国建设实施体系；出台《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形成覆盖能源、工业、交通等领域的“1+N”政策体系，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初步建立起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分类补偿与综合补偿统筹兼顾、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协调推进、强化激励与硬化约束协同发力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等。
随着这些政策措施落地落实，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从2020年的33微克/立方米降到2024年的29.3微克/立方米；水环境质量继续改善，全国地表水优良（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从2020年的83.4%提高到2024年的90.4%，近岸海域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从2020年的77.4%提升到2024年的83.7%；万元国内生产总值（GDP）能源消费量降低、结构优化，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从2020年的56.8%降低到2024年的53.2%，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比从2020年的24.3%增长到2024年的28.6%；国家节水行动持续实施，全国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从2020年的57.2立方米、32.9立方米降低到2024年的46立方米、25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不断提高，目前，我国森林蓄积量超过200亿立方米，人工林面积居世界首位。我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经济发展的“含绿量”显著提升。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以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工作为引领，继续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将进一步擦亮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全国政协委员、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孙志嘉：为推动科技创新献计出力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战略定位。要充分发挥大科学装置作用，将教育和人才统一到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中来，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全国政协委员、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莞研究部（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中子科学部副主任孙志嘉表示。
“过去一年，我到广州、深圳、佛山、珠海、惠州等地走访了多个大科学装置和国家级、省级实验室，直观深入地了解大湾区的科技实力。通过与科研人员交流，结合自身工作，我也留意到大科学装置面临的共性问题。”孙志嘉说。他发现，随着一系列大科学装置陆续落地，广东已形成大科学装置集群效应，支撑着大湾区的基础研究及技术突破。作为科研利器，大科学装置不仅要有先进的“硬件”，更需要优秀的人才。急缺“上岗即上手”的优秀人才，成为大科学装置发展的阻力。
“由于高校与科研院所在研发模式上有很大不同，一些大科学装置招聘的博士生、硕士生入职后，往往需要花一年的时间学习，才能具备基本的动手实验能力。”在孙志嘉看来，高校人才培养和科研平台人才需求存在衔接不畅的“错位问题”亟须改变，“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要素。应打破壁垒，完善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人才联合培养模式，将教育、人才统一到大科学装置等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中来，在科研需求中培养人才，打造人才‘蓄水池’，锻造大湾区科技创新‘硬实力’，提高科技国际竞争力。”
去年全国两会，孙志嘉提交的《关于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基础研究布局的提案》成为全国政协重点督办提案，这让他备受鼓舞。今年全国两会，孙志嘉将继续围绕大科学装置及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言献策，“尽我所能，助力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