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后，“刷新政治与恢复重建既是国民对政府的期盼，也是政府最大的政治。”如何组织好战后的复员、接收，无疑是对国民政府的一次考验。然而，国民党政府这一次是以少数人的短时间愉悦换来了丧失民心的恶果。1945年8月11日，国民党最高统帅部连续发出两个命令：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命令国民党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1945年8月21日，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沦陷区重要工矿事业处理办法》和《收复地区土地权利清理办法》，对沦陷区的接收工作全面展开。然而，名为接收实则明抢暗夺。在接收过程中，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贪污受贿，接收大员们似乎在进行着一场大发接收财的竞赛，大量公产变成了接收大员的私产。老百姓称他们是“三洋开泰，五子登科”（“三洋”是爱东洋、捧西洋、要现洋；“五子”为房子、车子、金子、衣服料子、婊子），叹息道：“天上来，地下来，老百姓活不来”，“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对此，国民党中头脑清醒的人也有警觉,并产生了一种很深的危机感，如接收大员邵毓麟曾当面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

    国民党政府的疯狂掠夺激起了国内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有批评指出：“在短短的几十天内，那些曾经沦陷七八年的广大土地，竟复宣告了第二次的沦陷！第一次，那些土地沦陷给‘中国军事’的敌人，而这一次，却沦陷给‘中国政治’的敌人。”

    《大公报》评论说：“仅在短短20余天之内，我们已在京沪两地失去人心。”时任美国陆军情报部驻华办事处主任的费正清感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对于日军撤退后的沿海城市，它所从事的接管工作，真是搞得一团糟。”

    当时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这样评价，今日中国人民生活的艰苦与凄惨，业已到达为一个大文学家所无法描写的地步。在内地城乡以及偏僻的角落里，民生的艰辛，更不必说；就是在远东第一豪华的大都市里，一到晚上11点以后，许多街道上，在那冷冰冰的容易招致疾病的水门汀走道上，躺着手脚绻缩的无数贫民，就在这萧瑟的秋风之中，获取为维持他们像游丝一样的生命所必需的睡眠。这些人本身并无罪孽，然而他们却过着罪孽的生活；即使在此叙述每晚所目睹的这种凄凉的景象，亦不禁热泪盈眶，悲从中来……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促成了中国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

    在经济上，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四大家族在统治中国的22年当中，聚敛的巨额财富达100亿至200亿美元之巨。他们对攫取的民脂民膏随意支配，挥霍无度。上行下效，各级贪官利用职务之便敲诈勒索、额外摊派、卷款潜逃等。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对人民敲脊吸髓，使民不聊生，市场购买力减弱。抗战结束后，蒋介石集团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造成军费激增和财政赤字的日益扩大，使恶性通货膨胀更加疯狂，招致了货币的迅速贬值和物价暴涨。国统区的经济危机空前严重，广大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工人大批失业，农民背井离乡；工农业生产严重下降，特别是农业经济凋敞，农民纷纷躲避征粮、征税和征兵，从而使国民党失去了进行战争所需要的基本人力和物力，加速了国民党军事上的溃败。同时恶性通货膨胀也使中国民族工商业日趋破产，许多人日益丧失他们的积蓄而变为赤贫者。就整个国家来看，1946年支出法币10万亿元，收入只有2万亿元；1947年支出100万亿元，收入只有13万亿元。巨额的财政赤字主要靠印发钞票弥补。法币发行量猛增，物价随之狂涨。以抗战前夕的物价为标准，至1947年7月，上涨了6万倍，年底更达到14.5万倍。1937年100元法币能买一头牛，到1947年只能买1/3盒火柴。国统区工商业大量倒闭，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从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二十多个大城市，倒闭的工厂商店达2.7万多家。上海原有工厂4050家，至1946年底，已倒闭3160家，其中民营工厂倒闭3/4。国统区的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农业经济凋敝，出现了严重粮荒。国统区的经济危机，使劳动群众和广大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城市失业人员大增。1946年冬，仅上海、北平、南京三地即有失业和无业人员260万人。公教人员和学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农村情况更为悲惨，1946年饿死1000万人；1947年各地饥民达1亿人以上。

    1947年初，国民党政府对“已届非常严重之时”的经济状况，采取了所谓“紧急措施”。2月1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和《修正管理外汇暂行办法》。蒋介石为此发表谈话指出：“政府支出应极度减缩，本年度预算内，凡不必要之新建设均予以暂缓”，用有效方法征收“所得税和各项直接税”，“如因此而或使个人负担有加重之处，则为一致拥护政府”起见，也应“一致予以遵行”；“以后提高工资，应即确定最高限度，不得漫无限制”。职工的工资应“以本年1月份之生活指数为最高指数，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增加底薪”。对于民生日用主要物品，“即予从严管制”。这些办法的实施，未能解救危机，只是使财富更加集中到四大家族手里，人民生活状况更加恶化。

    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腐败，也使得国民党军事更加腐败：军政不和，互相倾轧；军民如仇，官兵如仇；官长克扣军饷吃空名额；兵役败坏，抓丁拉夫。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官僚化现象，“团长不到连部,军长不到团部，总司令不到师部亲自督察点名，以致部队实际情形几乎完全隔膜。”高级官员思想颓废，苟且偷安，同时还贪污兵饷，营私中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自抗战末期以来，我国民党军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军事腐败，风纪败坏，使国民党军事涣散，战斗力下降，只能去敲诈勒索百姓。蒋介石曾沉痛地说:“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在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几乎与北洋军队如出一辙”。

    全面内战爆发之后的国民党政府腐败日甚一日，已完全丧失了抗战时期的那么一点奋斗精神，“实际上已经瘫痪，成为一具失去活力的、昏庸的政治僵尸。”贪官污吏张牙舞爪，展开了贪污腐化大竞赛。对此，50年代在台湾的国民党要员也承认抗战后国民党意志消沉、腐败至极，“官吏不知责任为何物,对于主义政策不知尊重”，“败坏法纪只知个人私利，升官发财”。1967年，蒋介石在反思兵败大陆的教训时也说，“当时党内一盘散沙,党员不能负起监督之责任，尤其是一些党的干部，不负实际责任，贪污腐化遍布党内，彼此之间，勾心斗角。”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能和腐化使国民党在中国彻底失去人心。”

    政治、经济的腐败已使人民对国民党政府渐渐失望，这时，还发生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件。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以下简称《中美商约》）。这是战后中美间第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

    《中美商约》共30条，它记载着：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和“慈善事业”，勘探和开发矿产资源的权利，并为此可以在中国保有、建造、租赁土地及房屋，从事各种职业。美国的“法人及团体”与中国的“法人及团体之待遇相同”。美国商品在中国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中国对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或制造品的输入，以及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危难”时，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中美商约》虽然打着“平等”、“互惠”的旗号，但其不平等的内容及性质却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的。实际上是中国对美国一切开放，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可以为所欲为。条约签订后，驻美大使顾维钧竟然宣称：“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

    该约一经公布，立即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上海各界名流马叙伦、马寅初、茅盾、千家驹等纷纷发表意见，抨击谴责《中美商约》。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声明说：“《中美商约》是绝对不利于中国的片面独惠的丧权辱国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蒋美商约》，指出它是“蒋政府把中国作为美国附属国的重大标志之一，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国耻”。延安各界人士建议以11月4日为新的国耻纪念日，1947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接受了这一建议。

    抗战胜利后，沦陷区老百姓一度对国民党政权抱有幻想，而现在逐渐变成了泡影。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的腐败使全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集团的本质，《中美商约》的签订更使中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彻底绝望。抗战的胜利掩盖了国民党的外强中干，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文章来源：统战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