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的过程中，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走到一起，一道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争取和平与民主，在团结合作的过程中结下了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真挚友谊。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并打压民主党派的生存空间，民主党派的组织被国民党宣布非法，一些民主党派成员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使一些人走“第三条道路”、建立“中国型民主”的愿望终成镜花水月。同时，实力逐渐壮大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对民主党派及各方面人士伸出援助之手，并以自己先进的理论和实践影响和团结各民主党派。以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民主党派逐渐在政治上、实践上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

    理清民主党派这条历史道路，还要从1945年说起。

    重庆谈判期间，民盟主席张澜致函蒋介石和毛泽东，对国共两党谈判表示关切，希望国共两党乘此时机，“全盘”“彻底”地解决国家问题，并提出“政治必须彻底民主”，军队应“采用全盘统筹”之计划进行合理编遣等建议。得知正值谈判期间，国民党却在上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张澜非常愤慨，对周恩来说，“公开打电报请你们来谈判，又背地里发动战争，绝对不能容许国民党这么颟顸！”9月15日，毛泽东赴特园看望张澜，民盟就国共谈判、如何与中共配合等问题与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张澜提醒毛泽东说：“现在，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为此，张澜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的《华西晚报》上刊出公开信，郑重提出：“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即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吾人虽不获事前参与，事后必须保留批评之自由，此应请诸公等留意。”黄炎培建议国共两党应一面继续谈判，一面就着手准备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柳亚子“以一个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资格”发表《解决国是问题的最后方案》，专就国共谈判中关于举行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发表整套意见，完全赞成支持中共的原则立场。

    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立即投入了政协斗争。1月10日政协开幕当天，民建举行常务理事会，决定举行政协促进演讲会。11日晚，民建、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和重庆文化界联合发起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并邀集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全国邮务总工会、中国妇女联谊会、陪都青年联谊会等23个团体的代表，在重庆江家巷1号迁川工厂联合会开会，会议由胡厥文、章乃器、李公朴等主持。政协代表沈钧儒向大会报告了两天来政协会议进展情况。经过协商，会议决定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选出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孙起孟、陶行知、李公朴、李德全、茅盾等35人为理事。由民建捐款5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会议郑重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协进会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开展了一系列促进政协的活动。

    民联和九三学社筹备会除参加协进会活动外，还分别单独发表对政协意见。九三学社筹备会于1月18日向政协会议提交了《意见》，要求实行民主，开放政权，切实保障人民各项自由权利，呼吁政协会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民联于1月26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对于会议“主要原则”、联合政府问题、国民大会问题等提出了具体意见。同时还将“了解到大量的国民党内部动态和各种意见的反映”及时提供给协进会。

    在中共的努力和各民主党派的积极配合下，国共两党经过43天谈判，最后形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在重庆期间，通过与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广泛接触，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对于中共参与和谈的诚意，表示同情和支持。可以说，中共在重庆谈判所取得的成果，是与民主党派的密切配合和支持分不开的。而这期间中共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领袖的频繁交往恳谈，互相支持，是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史上光辉的一页。

    然而，“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就挑起了武装冲突。为了制止内战，民盟立即发动各界人士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内战运动，并要求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家各项重大问题。

    11月中旬，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19日，“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在重庆举行反内战大会，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倡议在全国各地分别成立由各界人士参加的反内战联合会，制止内战，以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在此期间，民盟总部和地方组织积极支持各地反内战的学生运动。

    1945年12月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政协代表团到达重庆，提出“在政协开幕之前，国民党必须停止军事进攻，实行无条件停战”，并专程拜访张澜，交换了意见。12月29日，沈钧儒、陶行知、梁漱溟、张东荪、张申府等以重庆反内战联合会名义致函蒋介石，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停止武装冲突，使和平建国大业，早日顺畅推行”。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及其他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被迫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同一天在重庆召开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以民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配合中国共产党共同斗争所取得的。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沈钧儒等9人出席了会议。蒋介石、周恩来、张澜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词。张澜在致词中表示：民盟要和各党派代表共同努力，“奠定国家永久和平，建立国家真实民主的基础”。

政协会议中，民盟和中共默契配合，互相支持，一起邀请了34位国内有声望的学者名流，组成政协代表顾问团，为民盟和中共政协代表提供咨询。政治协商会议分大会和小组两种方式进行。鉴于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改组政府、整编军队、制定和平建国纲领、召开国民大会和修改宪法草案问题，会议分成改组政府组、军事组、施政纲领组、国民大会组和宪法草案组。不论在大会还是小组会上，民盟代表和中共代表都做到了遇事商量，密切配合。

    政协会议召开期间，会场外的各民主党派纷纷行动起来，用集会、发函以及组织座谈会、协进会等各种方式向政协建议，开展了一系列促进政协会议成功的活动，形成了会内、会外相互呼应又紧密配合的两个战场，对会议进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最终，在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等各方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五项协议。五项协议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封建法西斯训政的法统，否定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专制独裁。

    政协会议闭幕后，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一道为维护政协协议、实现和平民主而团结奋斗，尤其在抵抗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的过程中越加团结在一起。

    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所取得的胜利，1946年2月10日各民主党派联合重庆20多个民主团体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到会群众万余人。国民党特务到会场进行破坏和捣乱，当场打伤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60余人，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各党派参加的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委员会于当天下午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向全国通报控诉书，揭露了国民党制造血案的真相，提出严惩主犯、立即解散一切特务机构、赔偿损失、保证人民自由等七项要求。陪都重庆有11个团体于当天就组织了较场口血案后援会，接着，成都、昆明、上海、武汉、广州、西安、北平、香港等大中城市和解放区，纷纷举行游行或集会，抗议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

    1946年6月，上海人民反内战代表团马叙伦等人赴南京请愿，在下关遭到暴徒围殴，马叙伦等身受重伤。下关惨案发生后，全国出现了一个抗议国民党暴行、坚决反对内战的新浪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立即给民主党派发来电报表示慰问，并派周恩来等前往探望。身负重伤的马叙伦躺在病床上，紧握着前来看望的周恩来的手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了！”还有民主党派领导人更是直言不讳地对中共领导人说，我们过去总劝你们少要些兵，少要些枪。现在我说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也不能少一粒。民盟政协代表团于6月25日发出《为下关惨案致国民党代表函》，分析了事件的经过，指出事件“实出于一种特务活动，人所共见，不容否认。”并强烈要求“取消特务机关”，保障民权。沈钧儒、陶行知、沙千里、徐伯昕、孙晓村、史良等联名发出慰问通电，指出：“闻悉之下，不胜悲愤！”“钧儒等一息尚存，誓必为先生等后盾，不达永久和平不止！”陶行知还单独发一通电，谓：“弟未能奉陪晋京，分受光荣之伤，深以为终身之憾！”九三学社发出慰问电，指出，和平代表下关遭凶殴，“实堪愤慨，尚望加意调养，早复健康，继续为和平民主运动努力奋斗，本社同人誓作后盾。”

    然而，国民党不顾民意，于6月26日悍然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加强对国统区的法西斯统治，血腥镇压民主运动，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李公朴、闻一多血案。李、闻被杀害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强烈的反应，全国各地及海外侨胞隆重集会悼念李、闻两位烈士。史良、鲜特生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李、闻案件后援会”，陪都各界人士及50余社团参加，要求当局彻查李、闻血案，切实保障人身自由。成都各界人士举行追悼会，张澜在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追悼会后，张澜遭国民党特务殴伤。民盟新加坡办事处举行追悼李、闻大会，有100余华侨团体，代表了两万余侨胞参加。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隆重追悼李、闻两位烈士，形成了一个控诉国民党坚持内战、独裁和卖国罪行的群众运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血的事实，使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和民主人士进一步提高了认识，更加勇敢地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斗争。

    在政府未经改组、各党派的联合政府未能成立的情况下，国民党不顾中共、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悍然施展各种阴谋，企图诱使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加其一党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共严正声明：蒋记“国大”及其制定的蒋记宪法均属非法无效。对于民主党派，尤其是民盟，国民党竭力拉拢并实施瓦解。国民党的分化瓦解收到了一些效果。在是否参加伪国大问题上，青年党、民社党与美蒋配合，从旁胁迫。青年党发言人表示：“青年党是否参加国大，以民盟的态度为转移”。民社党发言人说：“民社党参加国大问题，特与民主同盟取一致行动。”表面上看与民盟一致，实质上是拉民盟参加伪国大孤立中共，理所当然地遭到民盟的断然拒绝。

    国民党置中共、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于不顾，悍然于1946年11月15日召开伪国民大会。民盟于伪国大开幕日举行记者招待会，阐明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的态度和立场。各民主党派也都发表声明否认伪国大，支持声援民盟的正义立场。最后，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参加伪国大，投靠国民党，从民盟中分化了出去，一些民社党成员，如梁漱溟等愤而退出该党。

    各民主党派在伪国大召开的关键时刻，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国民党的威胁利诱面前，坚持了和平民主的原则立场，保持了与中共的团结合作，坚决拒绝参加伪国大，否认伪宪法，使得国民党更加孤立。民盟因其正义的行为在全国人民面前赢得了赞扬和信誉，扩大了在民主运动中的政治影响。开除参加伪国大投靠国民党的青年党、民社党，纯洁了民盟的队伍，增强了民盟的战斗力。

    对美军在中国的暴行，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抗议,谴责国民党政府引狼入室、为虎作伥的卖国行径。九三学社许德珩、袁翰青等联合国立北京大学教授40人，对美军士兵强暴北平女学生沈崇一事，发表《为沈崇事件致司徒大使抗议书》：“闻悉此暴行，尤深悲愤”。强烈要求，“对于犯罪之士兵，迅绳以法”，“望保证以后绝不再有类似事件在中国任何地方发生”。九三学社重庆分社与民盟重庆市支部等15个团体联合发表宣言，强烈要求：“立即驱逐美军出境；废除绞杀中国工商业的中美商约；反对一切丧权辱国的奴性政策”。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广大成员发表声明、通电，直接参加罢教、游行、讲演等活动,积极投身于反内战的运动。

    1946年6月30日，何香凝、彭泽民等百余人联名在香港《华商报》发表致蒋介石电指出：“胜利以还，疮痍满目，民生凋敝，死亡载道，若内战复起，不特国民经济崩溃堪虞，国家民族亦将陷于万劫不复”，“万望钧座宏仁人之抱，立颁永久停战之令，国内党争以政治协商的方式解决。化干戈为玉帛，出斯民于水火。”7月23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反内战声明，指出：“内战不能促成团结和解放，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内战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是混乱、饥饿和破坏。”对于这样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凡是具有人性的人都要发言。”国民党必须放弃独裁和内战的政策，各党派领袖应共同努力，“立即将联合政府组织起来！”宋庆龄的声明得到了广泛响应。何香凝、彭泽民、李章达、丘哲等44人于7月28日联名发表致全国同胞电，指出：“内战益烈，全国惶惶。逖听孙夫人宋庆龄先生为民救死，为国求存之号召，义正词严，同身感奋。”“孙夫人远识慈言，实亿万民心同此理。望全国同胞，一致督促政府，本中山先生之遗教，遵政治协商之决议，立化干戈，与民休息，国家幸甚。”

    李济深、冯玉祥等随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即与中共及各方面人士联络开展反内战运动，他们不仅宣传反内战，而且还利用各种关系策动国民党军界人士进行实际的反内战和反蒋斗争。

    民主党派是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他们的斗争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深刻揭露和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掀起了全国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的高潮。

    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民主党派以爱国、民主、反帝反封建为主导，与国民党政府展开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不可否认，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民主党派内部，一些人士又对美国和国民党存在某种幻想，对共产党能否最终领导人民战胜国内外敌人心存疑虑。特别是1946年旧政协会议的机缘，使民主党派一时处于国共之间“第三者”的地位，一些人更加产生了走“中间路线”的幻想。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对民主党派一些人走“中间路线”“不必讳言”。在国共两党严重对立斗争时，很自然会产生“中间路线”，如果那时民主党派一些人不走，另外也会有人出来走的，历史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不过时势演变起来，“中间路线”会分化，一部分走向反动那边去，一部分走向革命这边来。事实正是像毛泽东所言，当国民党违反政协协议召开伪国民大会，制定伪宪法时，民主党派内部发生了分化，青年党、民社党追随国民党参加伪国大，实质上选择了接受国民党反动领导，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为敌，自绝于民主党派，最终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的殉葬品。而真正爱国、反对独裁、追求民主的各民主党派，则同共产党密切合作，相互支持，共同走上了一条充满光明和希望的道路。

    所谓“中间路线”问题，是由民建常务理事施复亮首先提出来的。1946年12月24日，他发表《中立、调和与中间派》的文章，回答《文汇报》社评提出的问题。施复亮在文章中说，中间派应坚持自己的立场，这就是“以拥护政协决议为当前的最高任务”。紧接着施复亮于1947年3月14日在《时与文》创刊号上又发表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一文，他提出，政协的路线“在本质上，却是一种中间性的或中间派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就是“企图用和平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经济工业化”，“而其斗争的方法和态度又是和平的、渐进的、在本质上而且是改良的。”他说，可惜这条路今天已被“国共两党一致抛开”，“继续利用武力”，这个责任全在国民党，是国民党“逼迫共产党采取革命的政治路线”；如果国民党不改变政策，也“会逼迫中间阶层的群众逐渐走向革命的政治路线”。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希望中间阶层及中间党派结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共产党之间造成举足轻重的地位”。施复亮上述两篇文章，对国民党有尖锐的揭露和批判，但是在挽救时局的主张上是脱离实际的。因此，此文一发表便引发了争论。

    讨论双方对垒分明。施复亮、张东荪等人认为政协路线即是所谓“第三方面的中间路线”，国共两党都离开了政协路线，内战大打，但是谁也消灭不了谁，因此只有坚持恢复政协路线即所谓“中间路线”，才能挽救时局。而马叙伦、邓初民、李平心等人认为，政协路线不是所谓“第三方面的中间路线”，因为共产党也赞成政协路线，政协是两条路线对立，没有第三条路线。现在政协路线已被国民党毁弃了，第三方面只有赞成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继续与中共亲密合作才是出路。这场讨论涉及面很广，参加讨论的有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如张申府、章乃器、孙宝毅等，有的民主党派还在党内展开讨论，如民盟、民进、民建等，也有中间阶层的民主人士参加了讨论。讨论的双方都以“民主的精神和民主的风度”，以“真正的团结合作”为目的，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和“善意的批评”。

    民进常务理事马叙伦发表《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的文章，对所谓“第三方面”进行了分析。马叙伦认为，“第三方面”在本质上是不存在的。在过去的政协会上民盟“和共产党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和执政党交战的，所以不能称他做第三方面，因为没有第二方面。”政协后民盟、青年党、民社党等以“媒人团的姿态”出现，“苦心孤诣地调停国共两方面，似乎侧重到这种任务上去，而舆论上就渲染出一个第三方面。”结果“这个媒人团却被第一方面拆散了”，青年党、民社党被第一方面拉去了，民盟被“剥皮抽筋”，第三方面事实上不存在了。现实的斗争中“只有反民主的政府和民主的民众两方面，不能有第三方面的。”

    张东荪、施复亮先后发表《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等文章，互相支持对方的观点，他们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谁也消灭不了谁，因此只有回到政协路线，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兼亲美苏”，政协路线就是这样的一条中间路线。但是，在各方面的尖锐批评下，加上形势的恶化，施复亮在阐述中间路线的同时，也有所变化，强调他的立场是“中间偏左”的。他对国民党的揭露是尖锐的，并且表示同情中共的武装斗争。

    “第三方面中间路线”的政治幻梦很快就被国民党政府粉碎。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发表《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对民盟“严加取缔，以遏乱萌”。关于“中间路线”的讨论，事实上已无法也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非法，实际已为这场讨论作了结论。在严酷事实的教育下，施复亮等宣传“中间路线”的人，按照自己的诺言，由“中间偏左”转向“中共革命路线一边倒”。

    这场广泛深入的讨论，从1946年12月发端，到1947年5月国民党开始发出打击民盟的信号，持续了半年多时间，牵涉各民主党派及广大中间阶层，具有深刻的影响。

    首先，参加讨论的各民主党派人士都以切身的经验教训和体会，通过善意的讨论和批评，认清了国共两党政治路线的阶级实质，明确了只有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才是代表中国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的根本利益的路线，是唯一能挽救时局、拯救中国的路线。民主党派的主流在国内形势急剧转变的关头，排除了所谓“中间路线”的干扰和影响，进一步厘清了是非，明确了方向，从而也为各民主党派实现政治路线及斗争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与中共全面公开的合作作了必要而充分的思想准备。

    其次，通过讨论、比较、鉴别，经过思想交锋，澄清了民主党派内部存在的一些糊涂乃至错误的思想认识，尤其使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受到了普遍教育，进一步统一了认识，提高了觉悟，加强了在赞同中国共产党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场讨论是民主党派内部左中右不同政治分野的一次交锋，左翼取得了胜利，中间受到了教育并转向了左翼，右翼发生了分化，其多数也向左转，从而使各民主党派追随时代的潮流，大踏步地前进了。

    当历史的车轮走到1948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标志民主党派历史选择的重要事件，那就是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

    作为一个政党在敌人的枪弹和刺刀的威胁下宣布解散，“在盟的历史上自然是一个大的挫折”，但是民盟并没有在这个挫折中消沉，由“总部宣告解散”而保存下来的总部核心领导力量迅速转入地下斗争，并且在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帮助支持下，很快即恢复了总部，总结了经验教训，积极着手筹备召开三中全会，确定新的路线。

    1948年1月5日至19日，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香港开幕。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沈钧儒等29人。沈钧儒被推为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沈钧儒在开幕词中说：“今天举行三中全会，主要任务是建立总部，适应目前形势的需要，确定新的政策方针。”“国民党对待国内各地同志已和对待共产党员一样，随时可以加害。”“今天国内形势，民主与反民主已壁垒分明”，“民盟坚决地站在人民的立场，坚决地站在人民方面奋斗，这个信念是始终不渝的。”大会听取了《政治报告》，并进行了讨论。讨论非常热烈，“原子弹爆炸一样”，代表们都认为“南京总部的‘解散’出于被迫，没有予以承认的理由。”本盟要“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政治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1947年二中全会以来的一年是“由旧阶段进入新阶段的一年”，其基本特点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高潮，“像狂潮一般前仆后继地起来”，尤其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反攻，“迫使蒋军节节失败”，土地革命“使几千年来受封建压迫的农民获得彻底的解放”。在分析形势的基础上，《政治报告》具体阐明了民盟在新形势下的出路及具体斗争目标。指出，民盟与国民党政府“实已到了无法并存的境地了”。民盟以及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就是“站起来为消灭独裁集团而斗争”。我们要揭破一切“换汤不换药的‘和平’把戏或‘民主’把戏”，将斗争进行到底。”“我们也应该为彻底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斗争。对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幻想，都必须彻底肃清。”

    《政治报告》在检讨过去的斗争，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阐明了民盟在新形势下的立场、态度、方针和任务。指出，民盟的立场“就是人民的民主的立场”，而在新阶段“要民主就非革命不可”。所以“民主的立场，在今天的新形势下面，就该是革命的立场”，“这就叫做人民的民主的革命”。同时还强调反对中立的态度和所谓中间路线，“民盟对国是，自然应该明是非，辨曲直；是非曲直之间，就绝没有中立的余地”，“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在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今后自应积极的支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的武装。我们决不动摇，也决不妥协，决不对反动集团存有丝毫的幻想。”“我们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同时，我们也承认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其他许多民主党派都是我们的友军。”

    《政治报告》是民盟在中国的民主与反民主、革命与反革命的最后决战时期提出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斗争纲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上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会上制定的新的政治路线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是一致的，这表明民盟经过认真回顾总结，在形势的推动下，使民盟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光辉的历史时期。在民主革命时期，民盟的政治立场的转变，具有更加重大的历史意义，这就是各民主党派都将走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道路。

    所以，到了1948年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上，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失尽人心，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中国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同。经济上，国统区一片凋敝，民不聊生，国民党的达官贵人们却日夜笙歌，腐败敛财。军事上，国民党的败亡和共产党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在这种情况下，各民主党派热切地希望着中国共产党振臂一呼，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建设新中国已经成为近在眼前的美好现实。（文章来源：统战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