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共中央作出护送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到解放区的决定时，考虑到所有解放区只有东北条件稍好，还有一个大城市哈尔滨。华北解放区尽管条件一般，但在地理上靠近平津。因此，当时确定接待民主人士的主要地点有两个：一是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二是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村，即中共中央城工部（1948年９月改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当时其首要工作任务就是进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准备工作，组织、护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界代表人士到解放区，进行联络和接待工作）所在地。

    1948年9月，中共中央给香港分局、上海局的电文中指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适宜”。“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民主人士如直接进入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当时考虑召开的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政治协商性质的会议，拟由30个单位，每单位6人，共180人参加，然后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新中国。为此，中央还不惜本钱，在东柏坡建立起了当时中央机关最大的房子——政协礼堂，后来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特别是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使新政协最终在北平举行。

    1948年5月2日，中共中央就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电示中共上海局。电文明确：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会议的名称拟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为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的人民团体。会议的决议必须由参加会议的每一个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时间拟在今年秋季。为上述目的，我党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协商。

    8月1日，周恩来致电香港分局，要他们收到电文后即送各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并将征询范围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

    9月20日，周恩来又亲自拟定了包括中共中央5月2日电文名单在内的港沪和长江以南各位民主人士的77人名单、平津各位民主人士的24人名单，并分别致电中共香港分局、上海局、华北局、华北城工委，征询对名单的意见。

    11月5日，周恩来又致电香港分局，责成分局和钱之光等在12月内将尚在香港和上海的李济深、郭沫若、马叙伦、彭泽民、李章达、马寅初、孙起孟、茅盾、张炯伯、陈嘉庚等准备参加政协的几十名各方面代表护送到解放区，并对进入解放区的路线和安全措施进行周密布置。

    12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电示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方方、潘汉年、钱之光，明确：在香港列名响应“五一号召”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及无党派人士均可参加新政协，并希望即分别与民革、救国会、第三党（即农工党）及致公党接洽，推出代表，并设法护送他们到解放区来。

    为作好民主人士的护送工作，1948年8月2日，周恩来致电在大连的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负责护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钱之光长期在国统区的武汉、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工作，具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早在1947年夏天，他就奉周恩来之命去大连，建立了中华贸易公司，租用外国船只，以贩运物资为掩护，往来于大连、香港之间，开辟通途。接电后，钱之光即刻衔命南赴香港。当时，随同钱之光赴港的还有杨琳、刘恕、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人。8月9日，周恩来又致电方方并香港分局：“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随后，方方、潘汉年等和赶到香港的钱之光开始着手进行紧张而又有序的准备工作。很快，一个以潘汉年、许涤新、饶彰风、夏衍、乔冠华等为主要成员的专门小组成立，其中潘汉年、许涤新负责筹集经费（主要用于租船），夏衍、乔冠华分管联络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和知名文化人士，饶彰风则带领杨奇、杜宣、赵枫、陈紫秋等负责具体事宜，并设立了专门电台随时与中共中央、大连方面保持直接联系。同时还把设在香港的“联合公司”改组扩大为“华润贸易公司”，钱之光任董事长，以更好地掩护护送民主人士去解放区。“华”即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取自毛泽东字润之的润，代表中共。

    当时，香港的政治气候已日益恶化，中共在港活动不时受到港英当局的骚扰和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从香港到东北或华北解放区，中间隔着大片国统区，这里被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陆上交通极不安全；陆上行不通，只能走海路，而这又要冒着港英政府阻挠、破坏和台湾美蒋海空军的干扰、拦截的风险。因此，要护送大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顺利到达解放区，任务十分艰巨。为确保万无一失，周恩来亲自策划北上路线、安排交通工具及护送人员，并曾设想开辟从香港经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国际路线，但因港英政府的阻挠而未能在短时间内打通。最后，中共香港分局按照周恩来的周密部署，决定租用外国轮船，设法穿过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分期分批护送民主人士秘密北上。

    周恩来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护送过程中的安全。1948年8月30日，周恩来获知中共香港分局的首批接送工作已准备就绪，遂与任弼时、李维汉联名致电钱之光，提醒“须注意绝对保密”。一周后的9月7日，周恩来获知冯玉祥将军乘苏联客轮由美归国途中于9月1日在黑海不幸遇难的消息后，即刻致电潘汉年并中共香港分局：民主人士乘轮北上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船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就拟议中的宋庆龄由上海经香港北上事，周恩来也曾专门致电方方、潘汉年、刘晓：“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为切实贯彻安全第一的原则，中共香港分局和潘汉年、钱之光等人遵照周恩来的要求，做了大量细致周密的工作。他们还对如何分批行动，每次租哪个国家的船，上船经过哪条路线以及沿途由谁护送等，都作了严密而巧妙的安排。据钱之光后来回忆：“当时情况复杂，要保守秘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每次护送民主人士，特别是一些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上船，我们事先都作了比较周密的安排。要求负责联系的同志机智灵活，特别要注意密探的跟踪。对于上船要经过的路线，事先也做了调查了解，熟悉经过地段的情况，还事先约好从哪条路走，要经过哪些街道；什么人去接，遇上情况如何应付等等。由于民主人士社交活动多，认识的人也多，为了避免遇到熟人，每次都安排在黄昏以后上船；每次都有负责同志陪同，我还另派工作同志随船护送。”“至于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我们是根据民主人士的准备、货物的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的情况等等来决定的。”“为了安全，避人耳目，要走动的人，事前都不知道与谁人同船，各走各的路。有的从家里转到朋友家上船，有的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半天再上船，有的人还搬了家，把要带的行李，放在原来住处，另行派人搬上船。民主人士不随身携带行李，看不出要出门旅行的迹象，到达了约定地点，由我们的同志护送上船。”上船后，还特地把重要人物“安排在船长室，让他们不露面，以避免海关检查”。在外面的人，“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普通衣装，装成商人，当作坐船到东北做买卖的，所以口袋里还装一套货单。大家并事先准备了一套话，以便应付检查”。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安全工作，才保证了护送工作的顺利进行。（文章来源：统战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