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主党派不仅在政治上支持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张，而且还发挥各自的优势，竭己之所有，尽己之所能，领导广大成员开展组织武装、策反起义、收集情报等活动，以实际行动不懈参与、全力支持这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配合解放军作战，从1948年初起，民革、民盟、农工党等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四川、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区建立起不同规模的数十支反蒋武装，每支少则一二百人，多的达四五千人。这些反蒋武装或发动群众为解放军筹粮筹草、修桥修路、介绍当地情况，或直接配合解放军进行战斗，消灭敌人等，作出了很大贡献。

    民革成立后，李济深、龙云指令滇军旧部万保邦到迤南，由杨杰协助建立滇黔人民自卫军。1949年2月，自卫军发动了攻击蒙自的武装起义，散发《滇黔人民自卫军起义宣言》和《告云南民众书》，极大鼓舞了西南人民的反蒋斗争。不久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起义军全部转入地下打游击，后编入中国共产党滇桂边区纵队。民革还在四川建立了地下民革民主联军，民主联军川西军区司令员王蕴兹、川南军区司令员李宗煌、川北军区司令员蹇幼樵及若干民主联军司令员在各地筹集武装起义力量。王蕴兹曾在家乡利用其担任崇宁县参议长的“合法”身份，组织了1000多人的队伍，发动起义，因众寡悬殊，起义未获成功。王蕴兹最后收容了100余人到西康雅安地区，在刘文辉掩护下，经整顿保住了实力。1949年12月下旬由雅安出发，在成雅公路上配合人民解放军，围击国民党溃逃部队于邛崃县附近，受到解放军领导的赞扬。

    1948年下半年，民盟江西省临时支部分别在武功山、修水、武宁、宜春、都昌等地建立了革命武装，配合中共解放了一些县城。民盟四川省支部也在雅安地区组织了游击队。此外，民盟还在安徽合肥地区策动地方团队起义，成立了合肥支队。

    1948年9月，农工党中央扩大会议向全党发出号召，在国统区“放手发动人民参加武装，组织武装，在武装斗争中尊重中共战友，在其统一指挥下巩固合作。”农工党在江西九江、德安等18个县、区建立了由4500多人组成的、3000多支枪装备的部队，解放了修水、九江县城，全歼九江县的国民党武装，活捉县长和警察局局长；在湘西建立了“溆沅辰人民解放总队”共3000余人，在中共萧劲光、曹里槐的直接指挥下，在解放军一一三师、一一七师的帮助合作下，同国民党军队经大小战役十余次，解放了湘西各县；在广东有五支游击队，共有人枪2600余，与中共地方游击队密切配合，同国民党军队战斗到广东解放，农工党员黄桐华还被中共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边区先遣支队司令员”；在广西组织了百余人的“富川游击队”，进行抗兵抗粮斗争；在浙江省，在中共金萧支队、浙东第六支队的领导和帮助下，农工党人组织了游击武装约300人，与当地的中共游击队协同作战；在四川，农工党人建立川北农民自卫军，与当地反动政府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瓦解逃窜的国民党二警总队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缴获步枪千余只、大炮10门，此外还有大批军用物资。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民革、民盟、农工党的许多领导人和成员，由于过去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渊源，同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将领有着各种联系。为了瓦解国民党军队，争取人民解放战争的早日胜利，他们在中共的领导或配合下，通过多种渠道，从国民党内部开展策反工作，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举行起义或接受和平改编，为瓦解敌军，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董必武就经常同国民党民主派人士李济深、蔡廷锴商讨如何利用统战关系策动国民党官兵起义。1948年1月民革成立后，更加紧了军事策反工作。1948年9月，民革中央发表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告国民党将士书》，号召国民党官兵“立志做救国救民的事业”，“毫不犹豫地脱离蒋政府，到革命委员会来，和人民解放军比肩作战！”告诫国民党官兵“顺人民者昌，逆人民者亡。大反乎人民意旨的独裁卖国统治，其灭亡是注定的”，“跟蒋政府走则身败名裂，跟人民走则建功立业，何去何从，宁待考虑！”1948年11月，民革中央又发表《告蒋管区本党同志书》，再次号召“蒋氏控制下之本党进步同志”，“立刻行动起来”，“允宜率先起义，早的挣脱魔掌”。民革认为，策反“可以发挥特殊作用，这是我们民革与共产党合作不可推卸的责任”。“民革不在策反方面做出成绩，将何以交代新政协？何以交代联合政府？”民革还专门成立了由李济深、蔡廷锴、谭平山、龙云、杨杰、王葆真、朱蕴山、梅龚彬等组织的军事小组，并建立秘密机构，与中共中央华南局、中原局保持联系，配合策反。民革还派遣大批干部携带李济深写给李宗仁、白崇禧、傅作义、程潜等国民党军政要人的亲笔信，开展策反工作。

    1948年11月，民盟中央发表《告蒋军官佐士兵书》，指出：“蒋政府在军事上已经完全陷于崩溃的绝境了”，号召蒋军官佐士兵“赶快放下武器，退出内战”，“或率部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不要再做绝望的抵抗和完全无意义的牺牲”。农工党也派了大批得力干部回到上海、南京等地进行策反工作。

    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纷纷给同自己有一定交情或联系的国民党将领写信，向他们讲清形势、劝他们不要再给蒋介石卖命。这些策反工作，有的是各民主党派单独进行的，有的是与中共组织协同进行的，取得了很大成功。

    1948年秋济南战役时，民革、农工党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共同策动了担任国民党济南西线指挥官的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三个旅共两万余人起义，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使人民解放军迅速夺取了济南。

    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中共通过各种关系做傅作义的工作，争取傅作义和平起义。九三学社负责人许德珩也参加了这一工作，民盟华北支部负责人张东荪和农工党秘密党员、爱国将领邓宝珊则被傅作义聘为谈判代表，出城与人民解放军代表聂荣臻、罗荣桓直接谈判，对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1948年冬，在淮海战役期间，长期在国民党部队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克侠和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中将副司令何基沣，率领所属国民党五十九、七十七两个军三个半师23000余人，在贾汪、台儿庄防地起义。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民革李济深通过王葆真配合做了许多工作。

    1949年3月，国民党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在南京举行了起义，并向解放军提供了国民党军队江防部队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和内部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对解放军渡江作战非常有用。其中，农工党党员邓昊明、李君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策反工作功不可没。

    1949年5月15日，国民党十九军团司令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率部两万多人在武昌以南贺胜桥举行起义，加速了汉口、武昌、汉阳的解放。在此过程中，民革王葆真、李世璋及湖北地方组织配合中共进行了大量工作。

    1949年8月，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全省和平解放。这次起义，民革和农工党均配合中共地下党做了许多工作，具体负责这次起义活动的是李世璋。李世璋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北伐战争时在程潜的第六军工作，任政治部秘书。

    1949年秋，在人民解放军进军福建、广东过程中，民革和农工党配合中共地下党，先后策动了国民党军队吴奇伟、李洁之、练惕生、李汉冲和傅柏翠部起义。

    1949年12月，在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过程中，国民党政府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在这次起义中，民革、民盟都做了大量工作。时任民革川康地区负责人的刘文辉本人同时也是民盟的秘密盟员。刘文辉起义后，又推动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守珩率部三万余人于12月21日在金堂、广汉地区起义。接着，又促成了国民党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于12月24日率部起义。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政府云南省主席、地方实力派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实现了云南省的和平解放。民革主席李济深、民革军事领导小组成员龙云和民革西南执行部负责人杨杰都为这次起义的实现做了大量的策动工作。

    1949年12月，国民党军工工兵团中将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川南叙泸警备司令部司令郭汝瑰于川南宜宾率部起义，其间，民革上海临工委负责人王葆真、梁佐华做了许多工作，且一直将工作由南京（时郭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做到四川，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另外，农工党在其他许多地区，对国民党军队也积极进行了策反工作，并取得了不少成功。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过程中，策动了该党秘密党员邓宝珊将军在山西榆林地区率部起义；在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过程中，促成了国民党军周绍轩、范绍曾部的起义。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后，在农工党的策动或参与策动下，国民党八十九军马师恭部在芜湖举行了起义，安徽省保安司令、代理省主席方师岳在屯溪举行了起义等等。

    除进行军事策反工作外，为了加速敌人在政治上的瓦解，民革还对国民党上层的高级党政官员进行了一些策反工作。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后，许多国民党高级官员均想弃暗投明，向人民靠拢。1949年6月，民革发表《告前南京国民党系统党员书》，号召国民党员不应再追随蒋介石反动集团，要迷途知返，当机立断，“投到人民的队伍来，投到民主革命的阵营来”，为消灭蒋介石集团残余势力尽力。这时，在中共和民革的争取、教育和积极推动下，8月13日，黄绍肱、贺耀祖、刘斐等44人在香港联名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主张》，表示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在中共领导下为打倒三大敌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几天以后，陈明仁等11人又在香港发表谈话，表示响应黄绍肱等人的主张。9月19日，武和轩、范予遂、黄启汉等53名立法委员宣布起义，并发表了《脱离国民党宣言》，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这些国民党高级官员发表的宣言和通电，西方各国的重要报纸都纷纷刊载，指出国民党已众叛亲离、土崩瓦解，在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进一步加速了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倒台。

    各民主党派还利用他们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公开职务和社会关系收集重要军事情报，通过中共地下组织，提供给人民解放军，对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民革成员向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提供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名单、军事布防图乃至国民党“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的重要内容和兵力部署，对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8年10月，民盟上海区执行部根据解放战争发展的需要，批准上海市支部建立情报站，负责人为曹宪荪，成员有杨柳村、江波等。下面专设一个小组为中共搞情报，以一家古玩店和无线电商店为掩护，为中共收集和传送了大量情报，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在解放军渡江前夕，民盟湖北省支部发动盟员收集了大量情报资料，送到解放区或中共地下组织。这其中就有武汉三镇国民党军警机关的情况、城防工事图以及武力配置情况等。民盟福建省支部派遣盟员打入敌人内部，收集了驻闽国民党军队的番号、战斗序列、火力配置、军事地图、机密命令等情报。民盟芜湖分部测绘了敌军江防工事网、江畔地形图，送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当时在国民党后勤部担任高级职务的民盟盟员朱静涛，也将许多重要情报及时送交中共南方局手中。

    农工党有一些秘密党员，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队系统中担任着各种重要职务，在收集军事情报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1948年秋，民盟南方总支部的郭翘然、曾伟派盟员李世浩、李瑚、叶志良会同农工党的钟岱（当时在广州市府工作）共同进行情报工作。他们把工作一直做到国民党南方最高军事机关里。当时，担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的是余汉谋。他曾一度哀叹：“这是怎么搞的？我们简直无法打仗。”原来，绥靖公署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等绝密军事情报，早就被他的参谋长梁世骥从参谋处作战科长何兆康那里直接获取并送交给中共中央华南局负责人了。于是，解放军总能制敌于先机。而这个梁世骧正是农工党党员。

    1946年6月，根据中共负责人吴玉章的意见，农工党党员刘宗宽接受了原来婉拒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重庆行营”参谋处处长之职。期间由于他将情报及时送达中共方面，设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及时撤离，避免了被国民党查抄的危险。大西南解放前夕，刘宗宽晋升为中将，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旋代理参谋长，大权在握。他将国民党西南地区的部队情况，包括战斗序列、人员配备、军队素质、训练程度、武器装备、战斗能力、军队部署、指挥官特征等，向中共提供了详细情报，一有变动，便随时报告，使中共对敌情了如指掌。1949年春，刘宗宽借调整部署之机，留出空隙，为解放军进军西南创造有利条件。解放军入川后，刘宗宽受到中共西南军区嘉奖，并获“解放西南第一功”的崇高荣誉。

    农工党为中共收集到的重要情报还有国防部的重要情况和作战计划，南京市的城防工事地图和南京保密局特务名单和活动情况，国民党军令部1948年后备兵力统计，毛人凤布置追踪中共领导人曾山的情报，长江江防工事和兵力部署情况等等。

    1949年，由于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国民党统治区的大、中、小城市将要回到人民手中，国民党政府对工矿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关和一切重要设施采取的方针是能迁走的要迁走，不能迁走的在解放前夕要彻底破坏，“决不留给共产党”。而对城市中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一切进步力量，包括各民主党派成员和大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教师和知识分子等，则采取镇压和屠杀的方针。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指示各地：由于我人民解放军占有绝对优势，有些城市的解放指日可待，当前的主要任务，不再是组织武装起义，而是要发动和组织群众保护工厂、机关、学校，防止国民党破坏，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维护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1949年4月23日，汇聚北平的各民主党派发表《拥护毛主席、朱总司令进军令的联合声明》，号召“在一切解放区，全体人民必须加紧生产，服从法令，动员支前，在解放军作战之区域，及将进攻之区域，所有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民必须努力动员迎接解放大军，协助杀敌，并保护一切重要物资，免受破坏。”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在参加解放战争的同时，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有效地开展宣传中共政策、护厂、护行、护校等迎接解放的一系列斗争，积极参加接管工作，为巩固和扩大革命胜利成果，稳定新生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盟上海市支部、南京支部于1948年油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还秘密出版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传中共的土地政策。民盟上海市支部还组织了一个政策研究会，翻印了中国共产党有关城市工作的政策和工商业政策文件，并组织学习和研究。民盟苏州支部出版油印小报《光明报》，刊登解放区的广播新闻和中国共产党的工商业政策及重要文告。民盟广东省中山县支部创办了《群声》通讯，向盟员介绍解放区情况及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民盟西康支部的《光明》旬刊、民盟重庆市支部的《反攻》等刊物也都积极进行政策宣传，他们还联合其他民主党派的一些成员在川康银行地下室收听解放军的广播，然后进行宣传。

    当时在国民党谣言的煽动下，全国许多城市都有些资本家准备将企业迁走，转移资金物资去南方或海外。针对这种情况，民建领导人黄炎培在北京发表了广播演讲，宣传解放区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号召上海和大城市的工商业家留下来迎接解放。上海、武汉、重庆等地的民建组织，也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业政策，动员他们不要听信谣言，消除他们的疑惧心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民进总部为迎接解放，指示上海分会配合当地中共地下组织积极争取文化界、工商界及自由职业者各阶层的群众，加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阵营。1949年4月20日，马叙伦还以民进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的身份，通过新华社向上海人民发表广播讲话，希望上海各阶层人民迅速团结起来，协助解放军，迎接上海解放。

    农工党上海市支部大量翻印《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城市工商业政策》等文件，发给党员学习宣传，并包装起来派人寄给著名工商业者和各界人士。1948年2月，农工党中央向全党发出指示：（一）大力开展城市的组织工作和民主活动。（二）掌握地方人民武装。（三）策反国民党军起义。（四）扩大宣传，安定人心，保护一切地方公物、资产、财物。（五）组织城乡人民迎接解放军。指示下达后，各地组织积极行动，尤其是江南各省市的各级组织，普遍开展了“四个三”活动，即“三护”（护厂、护仓、护校）、“三保”（保产、保资、保物）、“三支”（发动群众出劳力、筹粮草、送鞋伞）、“三劝”（劝工商业者不去香港、劝国民党军政人员不去台湾、劝一些中上层职员坚守岗位），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民盟上海区执行部发动上海申纺十二厂、浦东恒大纱厂的盟员和广大工人一起，保护工厂设备、原材料和成品不受损害。民盟湖北省支部发动在建设厅和交通运输机关工作的盟员，在省政府行将逃跑时拖延搬迁，保护了档案、器材和交通工具。民盟湖南省支部发动第一监狱的盟员，和群众一起，保护了第一监狱的印刷厂和缝纫机厂。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民盟南京总部拟定了《迎接解放的工作计划要点十四条》，号召盟员坚守岗位，保护资产及机关档案，防止敌人破坏；于南京解放前夜，编印欢迎人民解放军、告南京人民书六万余份，标语数千张，广为散发，和南京人民一道迎接解放。

    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面对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和国民党贪污腐败，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站到共产党和人民革命一边。1948年10月，在南京召开重要工矿企业和部门负责人秘密会议，确定“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的方针。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孙越崎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员工开展护厂、护矿斗争，拒绝执行蒋介石关于拆迁资源委员会所属工厂设备去台湾之命令，将所属近千个大、中型厂矿企业及三万科技、管理人员完整地移交给共产党。1949年5月，其爱国行动被国民党察觉，即辞去在国民党政府中所任职务去香港，公开与国民党决裂。到香港后，发动资源委员会驻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员工开展斗争，组织“保护矿产品委员会”，并于1949年11月14日通电全国宣告起义，保护了大量稀有矿产，得到毛泽东的复电嘉勉。

    民联南京分会向中共提供了特务组织准备逮捕的黑名单和国民党部队驻地、番号、特工电台分布等情况；机智地保护了全市户籍档案和户籍卡的完整无损；并动员了旧警人员在南京解放时，协助维持地方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九三学社常务理事梁希和潘菽领导成立了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拒绝迁校，号召同学继续上课，同时组织师生员工日夜守卫图书馆、实验室等重要部门。

    1949年5月25日，上海还有残敌顽抗，时任民建理事会理事的胡厥文即通知何萼梅、朱德禽同志，把已预备好的《欢迎解放军宣言》设法发表，号召上海市民勇敢地站起来，协助解放军做接收接管上海的十项重要工作。并要求上海工商业企业家们依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维持和恢复生产，协助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民建上海分会负责人、民盟上海执委黄竞武和民盟成员吴藻溪等积极开展工作，专门调查了国民党四行两局的组织、业务和人事情况，并发动银行职工罢工拒运金银去台湾。

    民建重庆支部则通过聚餐会联系和稳定了天录皮鞋厂经理徐山、路易皮鞋公司经理黄次乾、沙市纱厂经理潘迎山、总工程师毛翼丰、重庆电力公司总工程师吴锡瀛、福农麦粉公司经理李仲平、中美公司经理周焕章等。临解放时，重庆电力公司总工程师吴锡瀛在民建重庆分会协助下，将全家移驻大溪沟重庆发电厂内，把职工组织起来，保护了电厂的安全。

    根据胡厥文的指示，民建武汉分会积极协助武汉地下党展开工作。他们利用武汉工商界原有的“星期六聚餐会”的活动形式，宣传中共工商政策，动员武汉工商界人士留下不走，不拆迁机器，维持好生产。他们还与工商界人士研究应付国民党强行拆迁甚至破坏机器的对策。除申新纱厂的少量发电能力外，承担武汉水电供应的是全部由宋子文官僚资本主办的既济水电公司。为防止敌人逃跑前破坏，民建成员华煜卿受中共地下党委托，利用同乡和朋友关系成功地做好了既济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孙保基的工作，孙不但不随国民党逃走，而且还留下来保护了工厂的机器设备，保护了武汉三镇的水电供应。华煜卿等民建会员还利用社会关系配合中共地下党争取了伪资源委员会煤矿总局汉口供应处处长盛希康和武汉市电信局局长尤其绍的配合，从而完整地保存了这些单位的设备和器材，使得武汉燃料正常供应，电讯畅通无阻。

    农工党华东局为了保护资财，专门成立了由连瑞琦、万芸等人组成的工商小组，把护厂斗争作为当时的一项中心工作来进行。在上海，他们印发了大量《工人怎样迎接胜利》的小册子，广泛发送到有农工党组织的各工厂中，明确提出“护厂第一”，“工人不离机器”，“为迎接解放而努力”。农工党上海市委与国民党军队后勤部上海被服总厂的农工党总支部联合行动，并与中共地下组织密切配合，把国民党强行拆卸的机器设备从码头拦截回厂，使这个拥有一万五千余职工的大厂完整地保存下来。以中国农业银行福建分行副经理的职务为掩护，农工党福建地下组织派员在国民党四行两局，建立了秘密护行队，清点、查抄、登记所有财产，包括库存的黄金和银元。经过紧张的斗争，这批财富被保存下来。

    各大城市高等学校中的民主党派组织和成员，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反迁校、反破坏斗争，取得很大成绩，高等院校几乎都被保存下来。

    从1949年3月31日至4月20日，北平的经济界民主人士在六国饭店先后举行七次座谈会，就接管大城市等各种问题进行讨论。与会者有千家驹、沙千里、何惧、章乃器、施复亮、胡子婴、赖亚力、朱学范、黄炎培、盛丕华、盛康年、张炯伯、包达三、吴羹梅等。先后在各次座谈会上报告的人及内容有：千家驹作《贸易问题的报告》，吴羹梅作《关于工商业问题的报告》，盛康年、朱学范分别作《商业问题》和《劳资关系问题》的报告，盛丕华、吴承禧分别作《关于房地问题》和《中小工厂开业问题》的报告。

    中共非常重视民主党派在接管城市、恢复生产、恢复社会秩序中的作用。为发挥各民主党派在接管工作中的作用，中共中央曾与已到达北平的上海民建及会工商界人士进行商谈，并决定聘请他们参加接管工作。中共中央还于1949年6月1日就聘请民主党派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问题，电讯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委。临行前的21日那天，周恩来、李维汉、陈云三人具名邀请了黄炎培等民建及工商界被聘人员进行座谈。在中南海欢宴席上，周恩来谈了中共的希望，并嘱早归。黄等当天下午乘车南下，6月25日“在大群欢迎狂潮中到上海”。他们到达的当天，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决定聘请黄炎培等拾肆人为上海市府顾问给华东局电》，指出：“现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王却尘、吴羹梅、胡子婴已赴沪，如你们无其他严重困难，请即将上述八人再加上原已在沪之颜惠庆、江庸、张元济、俞寰澄、施复亮及将由港到沪的章士钊共十四人一律聘为顾问。”目的是“俾其能因联系上海资产阶级而取得发言地位”，因此，“望你们吸引其参加一些工作，中心在动员上海资本家恢复生产、打通航运，打击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共中央还指出：“此十四人，均将参加新政协，约在上海留一个月，即需北上”。所以要组织他们抓紧工作，对他们的各种困难，“望给予帮助”。电文特别指出：“黄炎培葬子（黄竞武）、陈叔通葬兄，望给予帮助。”“马寅初将赴杭州”，望“予以照料，并助移家北上。”黄炎培等到达上海后，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等设宴招待。其后，黄炎培等参加了华东局统战部会议，商讨了粮食问题、劳资问题、失业问题、公用事业问题、各地征粮问题等等。他们还听取了潘汉年、许涤新报告诸问题的现状及处理办法，并提出具体建议。黄炎培等还组织在上海的民建会和职教社成员贡献意见、参加工作，广泛动员上海工商界迅速恢复生产，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在上海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奔走于资本家之间，向资本家宣传中共工商政策，动员资本家开工生产，为稳定社会秩序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解放区急需大量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各民主党派利用各种渠道，向解放区或游击队输送了许多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民盟上海市支部先后三批输送盟内外青年100多人去浙东解放区参加革命；民盟北平市支部在北平解放前，动员和组织了近200名盟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去冀中解放区参加革命；民盟西北总支部、云南省支部、江西省支部都动员了大批盟员和进步知识青年到解放区或游击区参加革命。农工党上海市党部，向浙东解放区输送了上海青年170多人，向苏北解放区输送了约50人，其中包括教授、记者、音乐家等。同时，各民主党派积极从物资上支援人民解放战争，通过各种途径将大量枪械弹药、药品等物资输送到解放区或直接交给解放军。如民盟安徽安庆支部动员1200多只民船，支援解放军渡江；在江西赣北地区，为配合解放军作战，农工党地方组织修桥保桥14座，支援杉木3582根、石灰575担、军粮250万公斤、柴草225万公斤，此外还有大量蔬菜、军鞋、担架和木船。

    民主党派为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民主党派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据1949年10月的不完全统计，在历时三年的解放战争中，民革的周均时、王伯与、李宗煌、孟士衡、曹立中等数十人，民盟的杨伯恺、于邦齐、王伯高、何雪松、张国雄等一百多人，农工党的曾伟、虞健、刘启纶、黎又霖等一百余名党员，因从事地下工作或军事活动而献出了宝贵生命，与共产党人的血流在了一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这种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大大加深了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合作。

    各民主党派人士的鲜血不会白流，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对此，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多次强调指出：“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同我们党有过长期合作、共同战斗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亲密朋友。在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各民主党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文章来源：统战新语）